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发展本质则高度统一，即创造出更多价值以及更好体验。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主要由两个过程驱动：一是服务性劳动不断嵌入制造环节，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二是制造品从简单的直接交付消费，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嵌入服务场景中的增值消费。两个过程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且指向相同结果，即制造业的相对份额下降，服务业的相对份额上升。

　　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20年代初，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工业大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其中既有制造业被迫转移等外力影响，也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内在必然，而后者往往容易被忽视。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2004年的8.6%上升到2021年约30%，自2010年以来已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4年的32.45%下降到2021年的27.44%，两业融合发挥着不小的作用。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并非物理性质的混合，而是依托特定类型技术创新进行的协同耦合。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技术，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促进了两业融合。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催生出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柔性制造等融合型技术形态，进而带动5G/6G和通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未来，借助技术实现实时且大规模的工业数据快速传输，有望建立起与实体生产活动一一对应的 “数字孪生体”，为制造业各环节进一步大范围导入创意活动提供可能性。例如，在不增加额外成本条件下，动员优秀的专家群体同步或异步做出优化设计验证，并以人工智能为助手分析制造流程、物流链网，进行最优化处理。从生产角度看，单纯的制造环节占比将进一步下降，走向全自动化，而创意服务的主导地位或逐步强化。变化最大的是消费层面，借助人工智能、区块链、柔性可穿戴设备、脑机接口、全息成像等技术，可将“数字孪生体”实时投影到任何一个现实或虚拟空间，从而大幅拓宽消费体验服务场域。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仅是技术交叉融合，还意味着行业形态发生巨大变化，需要商业模式、空间布局等紧密配合。在融合发展过程中，产品的市场交易从一次付“销售”，转变为软硬件搭配“租赁”，依靠分期服务收回成本，因此企业跨领域的平台化、生态化发展不可避免。看似简单的变化，使企业运营能力甚至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面临新的挑战，同时也带来重大机遇。相关产业需承担更大规模的先期投入，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并经历充满不确定性的成本回收过程。此外，采用园区、基地等相对封闭空间发展制造业的传统思路将不断被突破，为人流、物流、数据流、资金流等跨越区域甚至虚拟空间进行配置提供支撑。同时，产业与城市的关系将重新定位，“以产为先、城跟产走、产城分离”逐渐转向“以人为本、城随人建、产城融合”，将宜居和高效统一起来，塑造面向未来的美好城市。

　　支撑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以及空间创新都离不开制度创新。在推动产业深度融合时，需构筑支持长期发展的信心和稳定预期的机制，更加清晰地界定与保护产权，支持各类无形资产和知识产品进行精巧组合、复杂交易。值得注意的是，在确保政策合力促进两业融合的同时，需着力预防和治理“大企业病”，其主要表现为，头部企业生产效率的上升往往以非头部企业生产效率的下降为代价。由于生产要素过度向头部企业集中，导致非头部企业要素条件恶化，最终不仅累及头部企业，也不利于产业高质量发展。预防和治理“大企业病”是较为艰难的制度创新，需锻造高水平识别、平衡与执行能力，既要充分发挥大企业规模效应等优势，又要防止中小企业与头部企业、大企业之间在生产率、收入水平等方面出现断裂，同时需助力新生企业蓬勃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开辟发展新赛道。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培养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和记平台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