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3-24日两天，由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财经创作高级研修班”在杭州西子湖畔顺利召开，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和财经作者齐聚杭城，探讨财经写作。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的执行院长王红新发言如下：

　　王红新：很高兴在这里看到很多的老朋友，我和秦总是老朋友，我们的学院是从事继续教育的，和企业家打交道比较多，我们昨天6个新的班级开学，大概增加了四五百位企业家。现在在座的各位都是中国财经写作的智囊，你们是真正主导中国财经写作趋势的主力。我刚才看了一下，很多大师都在这里，我觉得这个场合让我来讲讲话，我还真有一点诚惶诚恐。晓波说这个活动是蓝狮子和上海交通大学一起举办的，这是好事，我们只是挂个名，主要的工作是他在做，我也是蓝狮子发行人之一，所以我来讲讲话，我讲什么呢？在座的大家都是专家，而且都是知识面、信息量、各方面都是最敏锐或者是最大的一群人。从我的实际工作出发，讲一讲继续教育与经济发展，以及我这么多年从事继续教育过程中的体会。讲一讲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众，作为一个读者，对各位财经界专家表达一些民众的期待，简单地讲一下。有一些地方可能是总结得比较仓促，仅供大家参考。

　　第一是继续教育与企业发展。我先讲讲从我们的学院来看，中国高层次继续教育的现状。我们现在的高层次教育有一个特点，就是感觉到以学历教育为主的总体教育体系跟现在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脱节，而且这个脱节还很严重。讲几个例子，现在上海市公办的高等大学大概有36所，加上一些民办院校，比如说像上海音乐学院这样的学校共69所。但是上海拥有的社会化的培训机构是5000家，其中这5000家里面有40%是做语言培训的，量很大，而且很固定，但是增长力不够；20%是做幼教和早教、辅导等课程的；25%是管理，这个数值每年在上升。另外，中国大学的投入产出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大概在去年，英国有个统计，英国一共有126所大学，政府投入了660亿元的资金，直接统计产生的社会财富是2220亿元，而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数据则不是很准确。根据我们的统计，上海交大去年预算的是45亿元，清华去年拿到政府的财政拨款是40多亿元，但是产出这一块，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在这里展开了，这里面要讲起来有很多需要讲的，关于政府、大学的科研基金的申请制度，关于科研的管理制度，教授在大学里面成为个体户等等，其实弊端很多。

　　从我们海外教育来讲，中国的企业家管理培训还是十分缺乏的。我们从2003年到现在培养了25000名校友，都是以高层管理人员为主。现在社会上各个培训办培训的管理人数，大概是在校的EMBA和MBA加起来的50倍，一般大学都有限制，上海交大是400名EMBA，北大是400名。很多大学都不愿意做EMBA，因为从经济效益上讲是不赚钱的，我们25000名校友里面，重复报读率是26%，最多的是7年7个项目，7年有一个人参加了7个项目的学习，每年报一个新的项目学习，这说明这些企业家系统的管理培训或者相关的培训比较缺乏，有的班级有50%的人参加过其他培训的项目。

　　在培训里面还存在追星的现象。从清华、北大很多的招生简章里面可以看到，基本上是那几个教授，以前把李以明写在最前面，现在不写李以明了。北大商学院PE培训招了4500改革年轻人，从教育的角度是很不负责任的，是没法上课的，只能在全国各地分班级上课，常常是四个班一起上，四个班是两三百人，三四百人，这样就很不合适。他们也有明星教授，明星教授有很多人追捧，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为什么企业家对明星教授这么追捧？这是因为抱团现象比较严重，有很多经济学人士，到大学来，上课只是一方面，有的同学甚至在干什么呢？他们可能只上两次课。开学来一次，最后结业来一次，中间基本参加活动，上课来得很少。很多人愿意到这里来参加联谊会，所以抱团现象也值得我们重视。

　　第二，我们来谈一谈中国的继续教育市场的发展，可以看到从中折射出的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些特点。

　　一、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在上升期和成长期，中型规模的企业非常多，上百亿以上的也非常多，绝大部分是几千万到亿到几亿的中型企业。

　　二、绝大部分企业是创业元老主导型，现在出现二代很少，在10%以下，绝大部分还是创业元老主导型。

　　三、企业家群体的事业心特别强，在这25000名校友中，我感觉中国企业家的工作热情高，生活热情低，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以上的企业家非常多。而且现在中国的企业家很多是“新钱”，欧美很多是“老钱”，老钱的特征是对赚钱的冲动没有了，我们现在是只要有什么项目，就有创业的热情，赚钱的冲动，这实际上是好事。我和晓波先生开玩笑，如果中国的制度、政策不起太大的风波，未来中国经济超过美国，从量上来说应该不是太难的事，现在的这一批企业家实在是太可敬了。我们做过一定小范围的统计，企业家的热情指数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指数、房价指数成一定的线性关系，与当地的人力资本的竞争指数也呈一定线性关系。

　　举一个例子，大陆现在高端培训最发达的有三个地方——北京、上海、深圳，北京和上海大学最多，深圳自由化发展程度最高。我们总结这些地方的培训比例已进入了后文凭消费时代，文凭消费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后文凭消费时代或者后EMBA时代比重越来越大。这往往和经济的发展指数有很大的关系，房价最高，经济也最发展。反观我们内陆的情况，很多地方的培训广告还停留在非常低层次的阶段。培训层次低、参与率低、党校文凭消费现象非常严重，我们发现一个地方的党校文凭消费现象比例越高，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则越落后，房价也越低。我们做过不是很全面的统计，发现很多领导非常热衷于党校文凭，因为这个文凭是政府承认、组织承认的，不过现在发展趋势有了扭转。香港每100个人中有8.6个人长期接受培训学习，这个数字是全世界最高的。与之相对的，香港有一个贸发局，这个项目培训合格之后，70%的学费由政府、贸发局来承担。所以，香港被列为全球人力资本竞争力最强的城市，一点不奇怪。另外，它的房价最高，它的经济也非常发达。从目前来看，我们讲的后文凭消费时代，或者说这个培训市场，与当地的房价发展是线型的关系。

　　从培训来看，我们一定要防止产业空心化现象。目前有30几个做得最好的项目，如这几年最热的PE，金融投资PE、地产等等。昨天我们刚好有几个班开学，一个是私募股权，我们一个班是75个人，结果来了78个，有3个只有劝退到下一级，我们会进行有规模的控制。来参加我们的培训的企业层次也非常高，有好几个中国第一。中国水泵行业内最大的的企业，就来了7个人。现在，培训行业呈现出参与人群热情越来越高，层级越来越高的现象。其实，我个人是比较担心的。在北大汇丰商学院海闻教授那里，他的PE班号称是3000块的PE班，后来听金岩石老师讲，他们号称招到了4500人，这从某种程度讲是不是有很大的隐忧呢？复旦也是这样。东方富海的陈伟是我的好朋友，他到复旦上了5次课，每一次一期基金，一个基金募10个亿，结果一个星期做了40个亿。

　　我们请过1500多名教授，比较爆红的有樊纲、刘纪鹏、张维迎、张五常、任志强，包括晓波也是。我们上海交大工科非常强，在这个基础上，学校也鼓励我们做非经济工科结合的培训，于是我们做了一个新材料的论坛。我们上海交大有一个国家重点验室轻合金实验室，院长是院士，可以说是代表了国家最高水平。很可惜，由于收费收得很便宜，我们发了2万多封信，结果只来了20个人。另外，我们还想做工业管理和工业工程培训。国际工业工程协会的主席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招生却怎么也不成功。我很担心中国太热衷于金融投资等等这方面的培训，对产业本身的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方面的关注度却不够。

　　从上海交大的各培训学院可以看出，上海交大有海外教育学院、继续教育管理学院、管理学院。上海交大的工科实力全国第三，我们最大的学院是机动学院，我们有几个学员就是从那里毕业的。他们也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做，重视管理的知识的培训，但对企业的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的认识严重不足。

　　中国的制造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界，现在中国制造业面临第三次大空间，面临严重下滑，面临崩溃的边缘。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升值，很多企业家已经对制造业的热情消退了，这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报喜鸟算是这几年做得非常不错的实业，前几年报喜鸟的董事长和我说，王校长，我现在不做实业了，改做PE，第一季度做了三个亿，很高兴。他说做实业太累了，这一格局不改变，以后想改变整个产业格局，和记平台培养它的核心竞争力，是堪忧的。

　　另外，我呼吁对中国企业发展的培训。培训市场反映了中国的企业发展打着传统文化的烙印。大家知道中欧、长江被统称为权重资本主义的集中地、代言人，中欧有中国最大的EMBA，一年大概招收700人，时间不超过10年，我差不多是中欧最早的EMBA。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甚至超过了很多非常著名的，有几十年、上百年培训积累的高校。第二，很多人认为长江商学院已经变成一个高级俱乐部，项兵院长是我很好的朋友，为什么这高级俱乐部还能走得这么快、这么好，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契约经济、信用关系不普及有着关系，很多人认为熟人好办事，大家有了这个纽带之后可以做很多商业往来。

　　最近有几个统计数据，清华控股一年的市值是350亿元，清华系上市公司的市值是14105亿元。昨天和何志毅教授聊天，他当过北大控股的老总，北大控股三年前的控股资产已超过了360亿元。清华培养了70个亿万富翁，我们教育界非常看中的排行榜是《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排行榜，里面有一项是高等教育得分，清华是37.8，哈佛大学是34.5，中国在某一些方面很落后，某一些地方却走得很超前。这也反映了中国企业目前的市场化程度，这几年中国市场化不是在前进，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么热不是好事。我们的契约、信用关系普及远远不够。

　　中国30年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经济奇迹，这是我们自豪的地方。中国这几年政府的管控效率并不是很高。我们有很多政策都在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从管控效率上来讲，长期的预期也没有。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取得长期的进步？诺亚财富、水星家纺、来伊份、金螳螂、研祥集团的人走上我们的讲坛，给我们的学员讲了很多东西，很有启发。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真是很可敬的一批人。我们有一个中科智担保的主席，有1000亿的担保额，他说他们企业服务了20000多家中小企业，解决了20万人的就业。他现在感觉到中国企业要研究一种适合中国企业文化特征，包括前面讲的打造传统文化特征的管理方式。

　　第二，正视中国企业民营的接班问题。中国的绝大部分企业，从我们的学院来看，都是创业元老主导型，很多企业都进入了交接班的时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面临着集中接班现象的经济体，没有一个经济体在短短的10年之内都需面临接班问题。我们在1978年以前没有企业家，1978年以后才有企业家，30年的发展，很多人面临交接班的问题。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以家族传统为主。我们有一个培养二代接班人的长青班，已经办了三期，因目前的舆论环境，我们不敢大幅度宣传，但是这个班大家很受欢迎。我们做过很多研究，发现全世界家族企业的接班率都很低，不光是中国，全世界传承到四代以上的只有4%还存活着，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我们这么集中地出现接班问题，而且还是这么大的样本库，以及这么低的三代以后的存活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这个社会要非常重视民营企业的接班问题。

　　其实早在两年前，我就和晓波先生在谈这个问题，想成立一个中国企业史研究所，主要是做家族传承的研究，其次做经济调控周期与企业兴衰的研究，希望这个所成立以后，大家也能多多关注。

　　第三，我刚才讲的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读者，今天我们在座很多是媒体专业人士，所以来谈一点对媒体的期待。最近的染色馒头、地沟油、健美猪等事件，都是由媒体揭露出来的，这其实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我们的监管机构却没有做这些事。我们曾开玩笑，监管机构做唯一的有价值的事就是告诉我们这些违规机构是合法的。媒体的社会声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很自豪的地方。在目前监管制度有缺陷的情况下，媒体的重要性凸显，下面有几点我的期待，也是作为一个普通民众对媒体的期待。

　　第一，防止把监督功能娱乐化。我们最近有很多事，包括金岩石事件。金岩石是我们海外继续教育学院行为研究所的所长，也是我本人交往比较密切的社会公众人士，不过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因为他是我们的所长，他的事件我们学校的党委宣传部也很重视。在这个期间，他给我们写了一封交到组织上的信。对媒体报道的每一点都进行了解释，很多店都是附上了原件，在我看来，媒体上对金岩石的很多事件是夸大了的，甚至很多事件已完全不是本来的面目。闹到最后，他不敢再说话了，他说，有很多媒体跟他讲，你再讲我会以10倍的声音盖过你的声音。

　　从金岩石的事件上来看，很多地方媒体讲的确实是事实，但是这些东西对他本身是无所谓的，但一旦他被炒作成了明星，就不一样了。就像余秋雨，从一个普通民众来说，余秋雨也是一个投资人，他是名人，有投资眼光，也有投资权利。还有王亚伟事件，现在的基金行业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怪圈，整个公募基金行业是高端垄断行业，别人想做公募基金是不可能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王翔以前是做基金的，有的基金经理做到24小时都要接听电话，所有的行动都要报告。我有一个朋友是上海某基金公司的老总，有一次他请我打球，他说昨天有一个朋友帮他开了庆功宴，祝贺他“上岸”，从基金公司老总的位子上辞职了，基金公司老总辞职几乎成了一种奢望。他们有时候开玩笑，这跟黑社会有一点类似，黑社会是不洗手没事，一洗手就给你算老账。在这样的情况下，优秀的人怎么会进入这个行业？如果进入这个行业的人都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堪忧的。从某种角度来讲，不要过分地去追逐眼球，名人的事情加倍放大，我觉得是监督之间的常态化。

　　第二是常态化。紫金矿业这么大的事不能不了了之，太平洋证券事件，是对中国IPO市场最大的公然挑衅。实际上它的投资方也是我的一个中欧的校友，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操作行为，确实很聪明，这件事情的败露，如果就事论事，没有扩大化，对中国的制度建设是不会产生阻碍的。美国制度市场的建设是靠事件，如果中国的事件在媒体的穷追猛打下成为中国制度建设的推进剂也是很幸运的事。

　　第三是敢于对各类政策提出“媒体人之问”，我们现在讲的资产泡沫，与我们2008年过分的基金刺激的关系，政府有没有反思的声音呢？没有。我们的IPO成为最大的寻租温床，大家知道给发改委每个人多少的“润滑剂”，有多少“干股”要送。当徇私成为潜规则的时候，真的是最大的悲哀，其毒害是很大的。我不希望中国的IPO市场成为第二个足球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但是谁也不去揭露，因为揭露就毁灭，现在的IPO已经成为少数人拔高门槛、设置玻璃墙的途径，本来应该被社会公众公用的资源结果被少数人垄断。这需要媒体人去做，监管机构不可能去纠正。还有我们的重组，我们所有的重组，甚至是对这种行为过分的鼓励。我听过所有的重组的故事，我们重组所有的K线图都很少从底拔出，大都是空中加油。最后的加油永远是慢的，前面捞取第一段的都是权利徇私者。还有一个是IPO潜规则，都是当年的基金导致的。

　　第四是对垄断行业的监督。垄断行业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深层次的讨论话题。包括中国移动，我们有着全世界最贵的手机话费和最次的通信服务。我在上海时常常很生气，打一个电线分钟之内断四五次是很正常的，我曾多次投诉，但结果往往是，你走的线路，我们重新做了一个所谓的网络优化都是好的，我无语。

　　还有就是太媚众。我们中国的慈善，比如陈光标事件，实际上中国的慈善，在政策上在税收各方面是非常不支持的，中国政府的温暖照不到所有人的身上，所以慈善是很重要的。但也恰恰就是这一点，我们的政策不支持。那谁来支持？就靠在座的各位！我们不要吹毛求疵，去寻找一些所谓的加不加私户，是不是为了逃税，一个人再蠢也不会用捐赠来逃税，曹德旺的严苛捐赠，陈光标的娱乐捐赠都是好事，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们一边。

　　最近，我们正在呼吁大家关注一个社会问题。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去年我母亲生病过世时，我在农村家里呆的时间比较久。我家在安徽的内地农村，这几年我们家周围有3位老人自杀的，5位老人被最终遗弃致死。我后来思考了一下其中的原因。第一，我们有过“文革”，在“文革”中，我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斩杀，但又没有新的东西接上去，所以我们现在的文化出现了断层。我们以前的家庭实力很强，很多的不孝行为，家庭有实力去管，但现在没有了，基层政权又薄弱，社会养老体系更薄弱。对财富过分的追逐，造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消失。这种消失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我们的老人，老人被遗弃的现象非常严重。很多都不可思议，很寒心。听说一个老人被关在很差的房子里，一个破碗4年以来从来不洗，每次像喂动物一样，子女把新的食物放进去，吃不吃也随便，农村老人成为体制改革的最大的牺牲品。希望各位能有心去关注一下这个问题。耽误大家不少时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