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与图书馆有着深厚的渊源。文章以《茅盾全集》中的年谱、书信、日记等公开资料以及茅盾藏书为研究对象，实证叙述茅盾与图书馆的渊源情愫：茅盾是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领导者（1949—1965年），研究制定与签发了诸多图书馆有关政策文件，奠定了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其精神遗产

　　茅盾文学奖以另一种方式推动着图书馆事业、全民阅读、书香中国的发展；研究呈现了茅盾藏书中的图书馆元素包括目录的善藏善用与特殊的单本《图书馆》，茅盾书信中的图书馆印记，包括与王重民的文字之交，以及与当图书馆员的表弟之间关于图书馆的诸多往事。

　　图书馆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城市文化的地标、文脉的留存[1]。在灿若群星的中国文化历史名人图谱中，名人的成长都或多或少地与读书、与图书馆产生联系[2]。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图书馆与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视角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化象征与文化心理类，从图书馆、借书、阅读对名人的成长的推动视角进行研究阐释，讲出图书馆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第二类是从藏书、阅读史展开的研究，将藏书实践[3]、校勘理念[4]等纳入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转变的历史过渡之中；第三类则是从图书馆学理论视角出发，对文化名人关于图书馆的经历进行阐释，纳入图书馆学理论之中，作为科学教育的重要学理资源，如初创图书馆学科的图书馆学人群体[5]、学派[6]的研究。

　　茅盾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是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部长，长期担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领导职务，是新中国文艺的一面旗帜[7]。随着相关史料的发掘、资料的汇集、研究的铺垫[8-9]，关于茅盾先生与图书馆的渊源开始浮现出来。本文以《茅盾全集》中的年谱、书信、日记等公开资料，茅盾藏书等为研究对象，展开叙述茅盾与图书馆事业、业务及人物的历史往事与渊源情愫。

　　开国大典后，茅盾被主席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1949年11月2日，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文化部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茅盾正式走马上任，肩负起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10]。

　　文化部内专门设立国家文物局，由郑振铎担任局长，文物局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管理全国的图书馆事业，包括管理北京图书馆，接收民国政府各机关的图书、档案等工作，执行中央政策牵头组织建设全国图书馆系统等[11]，并由相应的副局长分馆图书馆事业工作[12]。在茅盾担任部长期间多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关于文艺事业的工作报告，均有对图书馆事业的提及，如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对一年来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作出了介绍：“博物馆和县以上的展览馆发展到九百所，县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发展到八百四十八所。”[13]

　　茅盾担任部长期间，先后签署了多份与图书馆有关的标志性政策文件。1950年12月，文化部在《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第七部分“文物与图书馆、博物馆的保护与改革”中指出“有重点地整理与改革国有图书馆使其成为进行群众教育的重要工具”，并呈递政务院发布了《禁止正规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并指出1951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整顿现有图书馆，发展农村图书馆”。1955年7月2日，文化部第52号文件明确了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和定位：通过书刊来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引导人们热爱我们自己的国家、热爱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强调其服务对象是全体中国人民，尤其要重视对于基层人民和劳动人民的文化教育，以实现文化教育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14]。1956年7月，文化部召集全国各个重要图书馆的代表举办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明确图书馆的方针和任务，为大力配合向科学进军而奋斗》的报告，这也是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向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作出的报告，指出了图书馆工作的两项基本任务，一项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图书传播马列主义和进行科学文化教育，另外一项是“向科研工作者提供图书资料，促进科学的迅速发展”[15]，这两项相互联系、互相促进，都是不可或缺的。

　　文化部还陆续颁发了《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1955年4月25日）、《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的补充说明》（1955年6月）、《关于加强与改进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指示》（1955年7月）、《关于补充省（直辖市）图书馆藏书的试行办法的通知》（1955年11月8日）、《关于清理公共图书馆积存旧书成立交换书库问题的通知》（1956年1月16日）、《修订全国报纸缴送样本办法的通知》（1956年7月12日）、《关于补充省（直辖市）图书馆藏书的试行办法的补充通知》（1957年6月12日）、《儿童图书馆座谈会情况并请研究如何加强改进公共图书馆的儿童阅览工作》（1957年12月13日）、文化部《关于博物馆、图书馆可以根据本身业务需要直接收购文物、图书的通知》（1962年9月11日）[16]，以及抄发、联合发布的有关政策文件，如抄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关于工会图书馆工作的规定》、《关于清理工会图书馆藏书的决定》（1955年9月17日）[17]。

　　1964年底，周恩来总理和茅盾作了一次谈话，让他卸下文化部部长的担子，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茅盾早有思想准备，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啊，我拥护总理意见。”[18] 1964年12月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部长职务。1965年1月4日，根据第二号国家主席令，茅盾被正式免职，在1月5日的第四届政治协商会议上，茅盾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退出了文化部的领导岗位。

　　1949年到1965年的十七年间，文化部确立了图书馆事业的全国管理机构，完善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的图书馆网络，组织编制了全国图书馆联合书目，推介与普及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理念，图书馆事业得以重回正轨、蓄势待发[19]，茅盾先生作为图书馆事业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成为这一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历史的领导者、推动者、见证者。

　　“人人溢书香”的追求、“处处有书香”的愿景、“时时闻书香”的理想、“好书飘书香”的未来[20]，深刻阐释了书香中国、全民阅读的价值追求，阅读推广成为国民坚定文化自信、践行文化价值观、实现我国文化强国建设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图书馆在推动全民阅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1]，取得了很多有益的成果[22]。

　　1981年3月，茅盾先生完成了对文学事业的最后嘱托，他通过口述致信给中国作家协会的同事们：“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的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致最崇高的敬礼！”[23]由此设立了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负责组织评选，每四年一次，从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到2022年已经进行了十届评奖，包括王蒙、莫言、贾平凹等在内的48位作家获此殊荣[24]。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奖项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受瞩目的国家奖项[25]。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为长篇小说最高水平的代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图书馆阅读推广、推动构建书香社会的重要因素。以茅盾文学奖相关要素为主题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频频开展，如北京市委宣传部举办的“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品牌活动中“今夜，我与茅盾文学奖有个约会”系列活动，现场座无虚席，书香气氛浓厚；如南开大学图书馆举

　　办茅盾文学奖作品展，邯郸市图书馆举办“茅盾文学奖”主题图书展，长春市图书馆举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展陈，厦门市图书馆在专题图书展墙“书T台”进行茅盾文学奖专题图书推荐；如南京市鼓楼区图书馆举办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长篇小说作品阅读分享会，获奖作品与作者成为北京书展、上海书展等图书推介活动的主角。茅盾先生的文化遗产正在以另一种方式推动着图书馆事业、全民阅读、书香中国的发展。

　　相比于巴金藏书分别捐赠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泉州黎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香港中文大学、成都慧园[26]，李一氓藏书捐赠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博物院、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彭县图书馆等[27]，刘半农藏书分散于清华大学图书馆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部分藏书零星散入古旧图书市场的命运[28]，茅盾藏书实现了相对完整的传承，现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茅盾文库之中[29]。随着对其藏书的整理，很多新的史料性信息得以呈现[30]。

　　在茅盾先生的相关研究资料中，关于图书馆的论述与阐释不多，但是在其藏书与阅读中，则有着图书馆的印记。作为传统的读书人，茅盾先生非常重视对传统目录资料的收集，对于目录文献进行善藏善用。茅盾藏书中有一套《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此书由北京图书馆编，由赵万里[31]、冀淑英[32]主编，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出版，此目接续《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1937—1948年及新中国成立后新入藏善本，凡1.13万余部，是学习与研究的主要目录资料。

　　茅盾在日常撰写报告材料与研究文章时候，常常要查阅相关目录与索引，以提高阅读写作的效率，如茅盾在纪念曹雪芹诞辰二百周年撰写的论文时，就查阅了相关古籍与红学的目录索引，确定意向书籍后开始阅读，为此还专门向唐弢等藏书家借阅有关书籍。

　　在茅盾文库中藏有期刊1 000余册。主要以文学类期刊为主，包括其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国作家协会下属报刊社出版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其他文学类期刊如《文艺》《收获》《北京文艺》，文史哲类期刊如《历史研究》《文物》《地理知识》《文史哲》等，还有其自己订购的与家人一起分享的《科学画报》《青春》。这些期刊从来源上看有的是自己及家人订购的，有的是报刊社定期寄赠的，刊期连续保存完整。期刊中有一本名为《图书馆》的期刊显得格外特殊，只有一本且是他人赠送给茅盾先生的，在封面题赠，刊内有题赠者吴世昌的文章《〈红楼梦成稿〉的成分及其年代》。

　　20世纪60年代正是红学研究争鸣比较激烈的时期[33]，吴世昌先后多次致信茅盾，推介自己的研究成果，明确阐释了其所持“癸未说”的观点，为此茅盾先生也与之进行了多次通信探讨，如1963年3月25日致信吴世昌，表达了“壬午、癸未二说，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各有弱点，在未得新材料可以确定何者为真实以前，不遽作结论，似属正办”[34]116-117，并鼓励吴世昌坚持观点，努力探索钻研，同日还致信俞平伯认为“癸未说之论据，‘小诗代简’一证实不硬朗，倒是‘四十年华付杳冥’之挽诗一证较为有力（因抄本此诗题下明注甲申）”[34]114-115。

　　当时关于《红楼梦》的红学研究论文的主要发表阵地为《文史哲》《人民文学》《文学遗产》等文学历史类的期刊，而这篇文章却发表在了《图书馆》上。此期刊由北京图书馆出版，季刊刊号为2-672，从1961年创刊到1964年停刊共出版了12期，可以说十分“小众”，但是却刊登了很多重量级的文章，如王重民的《〈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黄宗忠、谢卓华的《武汉大学图书馆五十年》等文章，并由茅盾先生收藏并保存至今。

　　关于吴世昌在《图书馆》刊文的情况，从茅盾先生与邵荃麟的信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1963年3月25日，茅盾在给邵荃麟的书信中提到：“吴世昌信中提出《东风》及《文学遗产》编辑部对他的稿子有歧视，因为他是主张‘癸未说’的；言外之意，他也为曾次亮说话”，“至于《东风》何以既已将吴世昌关于曹雪芹画像一文排好了又抽掉，我不明底细；但曹画像之真伪问题相当复杂，我亦粗知一二，故在复吴信中已为解释。我以为《东风》也应当向吴作解释”[34]112-116。吴世昌因为所“主张癸未说”而受到了主流文学界期刊的“排挤”，是对其观点的不认可，吴世昌转而向其他领域的期刊进行了投稿并刊发有关成果，正如这篇1963年第4期的《图书馆》中的论文，论文刊发后他将期刊签赠给了茅盾先生，向这位文学界的领导阐释了自己的论文观点，并提出了“无声的抗议”，即稿子刊发到了其他的非主流的文学历史类期刊上了。这一本期刊单本，也成为了这一段历史的有力见证。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图书馆学发展还不成熟，他们是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的“开创与奠基的第一代”，又称“留美的一代”，包括侧重学科理论的刘国钧，侧重文献编纂的顾廷龙，侧重经营服务的袁同礼、杜定友、顾颉刚、李小缘，侧重专业人才教育的王重民等。他们往往具备丰富的求学经历，学贯中西，身兼多职[35]。

　　王重民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推动者、图书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先后任职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作为知名的研究学者尤其是在敦煌文献的研究上成果颇丰，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文化单位联系与来往十分密切，从其与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秘书长的作家阿英的通信交流中探讨出版敦煌研究相关图书的情况就可见一斑[36]。1975年4月16日深夜，73岁高龄的王重民在北京颐和园长廊上自缢了。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这种学问、知识的真伪并非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甘心为之殉道的志业，容不下权力对学术、知识的亵渎，面对迫害毅然“殉道”[37]。

　　在1975年5月24日茅盾致臧克家的信中写道：“王重民自经原因不详，兄谓属于王国维之类。王国维也是自杀的么?王重民早年著作我曾读过其一、二种。其中有清后妃考（似是此名，记不清了）；搬家后书籍整理时不能照原来分类，有些书找不到，而我有气喘病，稍动即心跳气喘，懒得再整理了。”[34]450-451

　　茅盾先生回忆起曾经阅读过王重民的作品一二种，从东四搬家到后圆恩寺后还没有整理有关书籍，记不得是读的哪些书了。茅盾先生并未与王重民有过会面、交谈，但从留存下来的茅盾藏书中，有且只有一套2册王重民先生的作品，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二月出版的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录》第一辑与第二辑，只留下这样一段“文字”交流的“隔空对线）与图书馆员陈瑜清的通信借阅

　　茅盾先生的表弟陈瑜清先生，1925年5月因参加“五卅运动”而遭当局登报通缉，后去东京雅典法文专修学校攻习法语，1928年年底赴法国留学，1932年从海外归来先后在政府担任编辑、编译等。新中国成立后在辽宁锦州辽西师范专科学校任副教授后调入锦州市图书馆工作任副研究员，1956年调往浙江图书馆从事外文图书分编直至退休[38]。

　　1966年之后，茅盾先生的通信对象主要是自己的亲人与为数不多的几位学人朋友，在通信中多次就图书的借阅、资料的查找等与陈瑜清先生通信，并多次向表弟、友人推介上海图书馆，如1971年2月1日致信陈瑜清提及：“您问我有没有赫胥黎的《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我找了一会儿，没有，我现在所有的书，都是解放后买的或出版社赠送的，以文艺、哲学、历史为多，另有些通俗科学读物而已。友朋中顺便问过，亦无此书。您或者通过你馆，问问上海图书馆，说不定会有”[34]166；又如1978年5月7日致信叶子铭提及：“我写过一篇《我怎样写〈春蚕〉》，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一个月刊《文萃》转载了《青年知识》，您如能找到《文萃》，上海图书馆（专藏抗战前后的一些旧报刊的特种图书馆）或者有之。”[39] 推介浙江图书馆如1973年11月22日致信陈瑜清提及：“解放后，王力的《诗词格律》，甚便于初学者，想来浙江图书馆当有此书”[34]206-207；如1978年9月22日致信陈瑜清提及：“十五日信悉，《衣》、《食》、《住》浙江图书馆也无初版，与南京图书馆所藏者相同，但南图所藏，只有《食》的第七版注明原作者姓名，则与浙图所有者又不同了”[39]336-337。求购浙江图书馆编译印文献如1975年8月10日致信陈瑜清提及：“又承惠浙馆编印之《红楼梦诗词注释》则见者均甚爱之，以其非买品，竞嘱设法，不知老弟能再惠三、四册，以供同好否？盼能如愿。”[39]15-16向友人推介浙江图书馆馆藏文献，如与友人徐重庆就“高穆”是否为茅盾笔名及其《徐志摩论》是否为茅盾作品问题的交流中，就有关问题及其文献线索向徐重庆推介了作为浙江图书馆馆员的表弟陈瑜清从浙江图书馆馆藏中代为查找、复制有关文献，包括1974年11月26日致信徐重庆提及：“关于文学研究会一文，我无存稿，徐志摩论亦然，但当托杭州之表弟（他在浙江图书馆工作）设法抄来”[34]353-354；1974年12月12日致信陈瑜清提出文献查询的请求：“久不接来信，想近况清佳。现有友人徐重庆拟得我旧作《徐志摩论》；记得此文曾刊载于《小说月报》，不知浙馆有此旧杂志否？如有，乞检出拜托抄一副本径寄徐君，至为感谢”[34]360；1975年1月27日致信徐重庆提及：“十七日来示及高穆的《徐志摩论》抄本均读悉。高穆不知何许人，但决非我的又一笔名；高文与拙作（登于《现代》月刊的）内容完全不同。此间图书馆有《现代》，但不出借，而拙作甚长，如请人在图书馆阅览室抄写，因其非一、二日可能完事，亦属不便。舍表弟来信谓杭州浙江图书馆有代人复制文稿的办法，收成本费，价钱不高，您如要得拙文副本，可托舍表弟代办复制一份，请尊酌”[34]289-390，同时也写道：“舍表弟是编外文（日、英、法文）书目的，日来从库中取出大批日文书，要他编目。”侧面反映了浙江图书馆的这一段往事。在相关资料中，关于茅盾先生利用图书馆的记载不多，茅盾先生在图书馆的图书借阅、资料查找更多的是通过与表弟陈瑜清的通信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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